现实生活中，有那么一些孩子，或者是父母去世，或者是被抛弃而无人抚养，或者家境贫困父母无力抚养，他们需要被人收养。另一方面，又有很多家庭，因为不能生育孩子或者是失独家庭而想拥有孩子的夫妻，他们需要收养孩子。由于对收养法律法规的不了解，或者是收养条件、收养手续的限制问题，有些人出于善意收养孩子，但是并未依照收养法，办理正规的收养手续，从而成了“灰色收养”；更有人直接通过网络平台发布的收养、领养信息私下保养孩子，由于孩子的来源不明，也未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，属于非法收养行为，甚至会涉嫌犯罪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》自1992年4月1日实施以后，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收养孩子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，并到县（区）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办理相关收养手续。若收养行为发生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》实施以前，因我国当时并无专门关于收养子女的法律规定，针对收养子女没有明确的规范性要求，亦无须相关机关的登记或者确认，一般情况下，收养人与被收养人长期共同生活，之间有扶养的事实，公开承认其养父母养子女关系，以父母子女相称，并为群众及有关组织所公认，应认定为合法的收养关系。
参考案例：
刘某原名裴某，其生母王某2与王某1系同父异母的姐妹。王某1原籍山西省垣曲县某村，刘某系山西省某村人。1968年左右，王某1在文革期间因成分问题被单位由北京遣送回老家山西省原籍，当时王某1携带小女儿刘某4回的山西老家，其爱人刘某5留在北京，当时王某1由于生活困难，于是和刘某生母王某2商量把刘某过继给她，刘某的户口也迁至原籍王某1家，当时刘某12岁左右，并将原裴姓改为刘姓，叫刘某。1978年左右落实政策后，王某1获得平反，恢复了工作并回到了北京，但当时刘某的户口因为政策问题没有能跟着回去，后来王某1通过单位给刘某办理了农转非户口，来到北京生活。2016年刘某向法院起诉，要求确认刘某与王某1之间事实收养关系成立。
刘某提交如下证据：第一组：证据1、垣曲县某村民委员会于2014年12月29日出具的《情况证明》一份，内容为：“王某1，……在某大（队）生活期间共有五口，系丈夫刘某5（已去世）、长女刘某7、次女刘某4、养子刘某。……。通过我村当时知情的部分邻里群众和干部的事实证言，说明刘某1就是刘某5、王某3的过继儿子”。垣曲县公安局某派出所在上述《情况证明》上注明“情况属实”字样并加盖公章。证据2、刘某于1979年12月参加工作时填写的《集体所有制招收固定工登记表》，其中注明刘某现籍为山西省垣曲县某村，家庭成员中包括父亲刘某5、母亲王某1、姐姐刘某7、妹妹刘燕。证据3、垣曲县古城镇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《证明》一份，内容为：“兹有我村裴某，在1969年左右，经双方父母亲同意，去给同善镇某村小姨王某1姨夫刘某5家顶门做儿”。证据4、裴氏家谱，内容为“XX继配同善镇某村王公士凯长女，某。子四：长吕某、次某、三某出继北京姨母刘姓为子、四某”。
第二组证据：证据1、《某村部分村民关于刘某与王某1母子关系的证言》，记录人为村长黄某，讲述人为候某、苏小某、狄某，内容为：“刘某大约是68年从原某人民公社转入同善公社某村第二生产队过继给刘某5家做儿子，……，今天我们证明刘某1与刘某5、王某1是父子母子关系，……”。证据2、王某1之外甥女婿李某的证言，证明刘某系王某1养子。证据3、王某1表弟苏某的证言，证明王某2将三儿子刘某过继给王某1为子，过继时刘某12-13岁，承担了大部分农活负担，此后一直以母子相称。证据4、情况说明，原西三旗街道某社区居委会委员黄某1、王某1的同事及邻居、刘某6的同事等人共同出具的，证明上述证人均系通过王某1夫妇认识的刘某夫妇，在王某1向其介绍时，表明刘某系其儿子，他们对王某1夫妇一直是以父母相称的。刘某另申请倪某、王某某、谭某等七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，证明其在不同的时段与王某1以母子关系共同生活的事实。
刘某提交的第三组证据：证据1、北京市某厂于1999年9月29日出具的《证明》，内容为：“我单位离休干部王某1之子刘某，从山西地质局下岗，因其父母年纪较大，身体有病，经济、住房困难，需要刘某回京照顾。特此证明”。证据2、北京某速机厂家委会于2000年6月10日出具的《证明》，内容为：“现有我家委会管辖内离休干部王某1之子刘某、儿媳谭某于年初下岗，生活十分困难，致使孙女刘某2高中毕业后无力继续求学，……”。证据3、小区家庭健康档案调查表，家庭成员中刘某填写为王某1之子，刘某表示该调查表系王某1本人填写。证据4、2013年9月24日王某1、刘某2与谭某的谈话录音，证明王某1自述“我好歹弄了你爸（指刘某）四十多年，他12岁跟的我”，且王某1与刘某之女刘某2以奶奶孙子相称。证据5、王某1于1987年5月6日、9月13日，1989年3月31日，2006年3月18日和3月19日书写的申请书五份以及入户申请表一份，证明王某1认可刘某系其儿子，并向单位申请将孙女刘某2户口迁回北京。证据6、收条，内容为“今收到某1送来购房款6700。妈于93.元.27”。刘某表示该收条为王某1手写，落款处自称“妈”。证据7、照片若干张，证明王某1认可其与刘某的母子关系，照片背面由王某1书写“母子合影”、“祖孙合影”、“全家合影”等字样。证据8、庭审笔录，证明赵某1在（2014）海民初字第14464号案件中曾出庭作证，说明了刘某过继给王某1的过程。证据9、小区停车证，证明王某1为刘某2办理了小区停车证。另刘某陈述，其到北京后经常给王某1购买日常用品，住院期间进行照顾，自2000年起，每周末都会去看望王某1，每次三至四天，刘某之妻还会带王某1到公园活动，王某1向他人介绍说是儿媳妇。
王某1主张其从未收养过子女，亦不认可与刘某形成事实收养关系，为此提交了西三旗派出所证明信、继承权公证亲属关系证明信、北京市求是公证处继承权公证书、刘某生母王某2的墓碑照片、某派出所出具的《情况说明》、《北京市某三厂党总支关于王某1复查的请示报告》（1976年）、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迁送人员复查申请表（1977年8月13日）、工人职员退休审批意见书（1977年8月4日）、中国共产党北京市某三厂总支部委员会关于王某1返京落户的请示报告（1979年2月24日）、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返京可予落户人员审批表（1979年2月27日）、北京市退休干部改离职休养审批表（1988年2月7日）等证据，证明王某1只有女儿，没有养子，王某1从未与刘某存在法律上与事实上的收养关系。并申请高某、高某1、刘某7等证人出庭作证。
一审法院认为，收养是领养他人子女为自己子女的民事法律行为，使原来没有父母子女关系的人们之间产生法律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，收养人为养父和养母，被收养人为养子或养女。1999年4月1日修正后的《收养法》第15条规定：“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。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”。1999年5月25日，《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》施行。本案中，王某2夫妇未与王某1夫妇订立书面协议，亦未向民政部门登记，但刘某主张开始与王某1共同生活的时间为1968年左右，根据1992年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、宣传、贯彻执行的通知》第二条规定：“收养法施行后，各级人民法院必须严格执行，收养法施行后发生的收养关系，审理时适用收养法。收养法施行前受理，施行时尚未审结的收养案件，或者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，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，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；没有规定的，可比照收养法处理”。据此，本案应适用“当时的有关规定”，且“当时的有关规定”应当指发生收养关系之时的有关规定。
本案中，刘某主张其于1968年左右开始与王某1共同生活，与王某1形成事实收养关系。当时我国没有关于收养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，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相关问题的答复，其中1951年1月1日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收养关系诸问题的几点意见》中指出，收养契约虽为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契约，但幼年子女的生父母亦可与收养的父母成立契约，将子女交其收养。只不妨碍子女利益，在习惯上（如近亲辈分）又无妨碍，即应认为是合法的契约。收养契约，无论写成书面或口头订立皆可，只要确能证明，均为有效。另1953年8月22日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收养关系诸问题的解答》中指出，我们新中国现在还没有订出关于收养子女的法律，实际上也只须有收养者与被收养者的父母或监护人同意（如被收养者已达一定年龄或已能了解收养的意义并须经其本人同意），就能成立收养关系，而别无其他必须的手续。1984年8月3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规定，养父母中有一方在收养时虽未明确表示同意，但在收养后的长期共同生活中，已形成了事实上收养关系的，应予承认；亲友、群众公认，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，虽未办理合法手续，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。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，刘某称王某1向王某2提出将刘某过继给自己，王某2予以同意，虽无证据证明，但在1968年，作为年仅12周岁的未成年人，刘某从某村到南某村生活，应当是经过王某2夫妇及王某1同意的。对于过继这一事实，南某村委会和某派出所出具的《情况说明》虽未确认二人的收养关系，但通过走访群众并以书面形式对过继事实进行了确认，“过继”这一词语在我国广大农村的法律含义即为“收养”。后刘某5于1975年左右回到南某村，与刘某共同生活，亦未对王某1收养刘某的行为提出异议，因此，当时的收养关系是发生于各关系人间的同意或协议，而且根据当时的有关规定，无须有关机关的登记或确认。1980年，刘某已经成年，王某1回到北京后，虽未与刘某共同生活，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，王某1以刘某母亲身份多次向其单位、刘某所在单位及相关部门申请将刘某之女刘某2的户口迁入北京。2000年至今，刘某一家到北京生活，与王某1夫妇来往频繁，且对外以母子相称，刘某夫妇亦作为儿子儿媳对王某1夫妇的生活予以照顾，结合王某1多次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自认刘某系其子，且自12岁起跟其一起生活，至今已逾四十年的情形，法院认为，刘某与王某1虽未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，亦无办理入户手续的相关证据，但双方以父母子女相称并在一起生活，且生活时间较长，也为邻居、村干部及村组织所公认，应视为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共同生活。虽王某1与刘某5已有子女，但当时我国对此并无禁止性规定，其收养行为并不违法。一审法院认为王某1与刘某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，判决确认刘某与王某1之间的收养关系成立。
王某1不服一审判决，提出上诉，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（案例来自北大法宝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(2017)京01民终2768号民事判决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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